2025-05-23 新闻动态 180
1935年10月25日凌晨，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发起了对驻守在榆林桥的东北军六十七军第六一九团的攻击。
榆林桥是一个小地方，但是离红十五军团大本营驻地很近，威胁太大。为了红十五军团的安全和发展，徐海东经过多次侦查，决定趁六一九团的碉堡工事尚未完成之前把榆林桥拿下。
经过激烈战斗，红十五军团大获全胜，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并俘虏了一千八百人余人。
其中，就包括六一九团的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对后来历史的走向，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壹
徐海东和刘志丹在陕甘边区打出榆林桥大捷的时候，却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最黑暗的时刻。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从江西撤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旅。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1935年6月走到了四川懋功，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但是会师之时，红一方面军已经由出发时的8万人只剩下了不到1万人，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余人，正是兵强马壮的时候。习惯了颐气指使的张国焘仗着兵多将广，对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很是不服气。
所以对于今后红军往哪里走的问题，出现了分歧。遵义会议后得到中央认可的毛泽东，提出要继续北上，打通国际通道以便获取苏联援助。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而张国焘则坚持南下建立根据地。如何选择更有利的路线，这关系到红军今后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自然不肯让步。
双方争执不下之际，张国焘给陈昌浩发电报说，要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电报内容后来传到了叶剑英手里，他大惊失色，赶紧跟毛泽东汇报了。
党内斗争，不就是你死我活的夺权嘛。
胳膊扭不过大腿，毛泽东知道中央红军的那点家底干不过张国焘，于是在9月9日深夜，带领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从驻地出发，继续北上寻找出路。
实际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能是一边打一边找。偶然的机会，毛泽东偶然从国民党报纸上发现一则消息，是批判陕西省的。“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
毛泽东一拍大腿，就这儿了，上陕西去！
一个月后的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终于到达陕西吴起镇，行程二万五千里，结束了1年的悲壮行军。
到达陕西的中央红军和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红军到达陕西后只剩7千余人，两支部队加起来达到了1万3千人。
到达陕西的红军领导人
然而会师胜利的喜悦感没维持多久，毛泽东发现坏了。局势并不比爬雪山过草地时乐观，反而更恶化了。
因为等待红军的，是国民党政府虎视眈眈的30万军队。
国民党在西北有三股势力。第一个是蒋介石在西安设立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指挥着东北军20多万人马。第二个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有5万人。还有一个是马步芳的马家军，也有3万余人。
蒋介石必欲置红军于死地。
1.3比30，这仗怎么打？！
红军陷入了进无进路、退无退路的绝境。这支弱小的军事力量，眼看就要覆灭在历史长河中。
然而，毛泽东什么困境没遇到过？他是那种困难越大就越能激起好胜心的人。经过千思百虑，他确立了一个能解决危机的策略：建立统一战线。
也就是以抗日的名义，争取所有能争取的力量，建立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若取得各方势力的认可，红军作为抗日力量的一部分，面临的危机自然可以解除。
只要能扛起抗日的大旗，自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贰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加上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在华北也开始了殖民统治，中国北方遍布日本的势力。
进步大学生发出了“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课桌”的吼声。
中国人突然发现，亡国亡种的危机就在眼前了。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完成了全国形势上的统一，但各路军阀仍然是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但是在发现日本人的野心并不仅仅局限在满洲国的范围，而是要吞并中国时，一致对外抗日救国就成了主流思想。
即使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谁也不敢说不抗日，那是要被全国人民唾沫星子淹死的。而打内战，更是不得人心自绝于人民的行为。
所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得民心的。
而蒋介石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表面上针对的是中共和红军，实际上也是在针对各路诸侯军阀。他知道他这个总统并没有真正的说了算。只有把红军和各路军阀扫平了，自己才能有独一无二的权力，才能集中力量来对抗日本。
所以他就想让红军和军阀打，最好两败俱伤，自己最后挨个收拾。
可那些军阀哪个不是人精？老蒋的小心思大家看的是清清楚楚。你老蒋喊着安内是消灭红军，实际上是想把我们一块收拾了。大家都是有兵有枪的人，凭啥就你说了算？
所以也是都出工不出力，保存实力才是真的。将军无兵不如狗，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所以老蒋“剿匪”剿了这么多年，越剿越多，就是这么回事。
以前还老拿着“剿匪不力”的罪名收拾那些出工不出力的军阀们，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日本人是迫在眉睫的共同敌人，谁不抗战就是民族罪人。
蒋介石你敢说抗日有错？你敢说不打内战有错？老蒋只能是有苦说不出。
所以，谁只要举着抗战的大旗，那就在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了。所以各路军阀的好日子也来了。我们就是要抗日，我们就是反对打内战，你老蒋敢说抗战是错误的吗？
蒋介石只能心里骂“娘希匹”。
言归正传，再回过头来看看当时陕西的各方势力。
实力最强的自然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0万多的兵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回关内，后被蒋介石调到西安剿灭红军。
其次就是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杨虎城是陕西本地人，出身刀客，自幼勇猛豪爽。手里控制着正规军5万余人，还有10万的团练。
再就是马步芳的马家军，有2万人。马步芳从他爷爷马海宴那辈起就是甘陕地区的军阀，所以这个马步芳是军阀世家。
当时红军面对的就是这么一批虎狼之师，哪个也不好惹。
中共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作为解开这个死局的方法，接下来就是如何去化敌为友。毕竟，做政治工作是我党最拿手的，全世界无出其右。
能否翻盘，在此一举。
叁
如何把这三股势力争取起来，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毕竟红军的实力太弱小了，似乎没有谈条件的资本。
正在这时，如有神助，林育英从苏联回来了，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了陕北苏维埃。说起这个林育英大家可能不熟，但是林家三兄弟在党史上那是赫赫有名。他有个堂弟叫林育容，以后改名叫了林彪。
林育英（中）和毛泽东、林彪合影
林育英受共产国际之托，带回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向中共传达：苏联已决定通过外蒙古向陕西红军提供援助！
这对困境中的陕西苏维埃政权，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更重要的是，林育英来到陕北，也等于是共产国际承认陕北红军是中央红军、陕北苏维埃是中共正统的地位。紧接着，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把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喊了回来，避免了一场内部的分裂。张国焘空有一肚子意见和牢骚，也不敢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能不情不愿的率军来到了陕西。
张国焘带来了3万多人，红军一下子势力大增。更重要的是，红军有了苏联的支持，谈判的资本一下子大增。
且不说红军的处境如何，其实聚集在陕甘地区的几股势力现在都不好受。
先说杨虎城。这个老兄是野路子出身，年轻时候做过刀客，组织过帮会，历经枪林弹雨坐到了十七路军总指挥的位置，势力遍布陕甘二省。但是对蒋介石来说，这是典型的杂牌军，攘外必须安内，安的就是他这样的。
蒋介石让他来剿灭红军，无非是让他和红军硬碰硬，消耗的差不多之后，接着就是取消十七路军的番号，那他杨虎城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蒋介石想怎么整他就怎么整他。
杨虎城对老蒋的这个套路是心知肚明，自然不想上这个当。他跟蒋介石提出要拉队伍去华北抗日，蒋介石没有批准。因此杨虎城更对打红军消极起来。
在张学良来到西安之前，杨虎城受全国抗战热情的影响，也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已下定决心，不想和红军打内战了。他曾经说过，“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与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
红军方面自然了解到了这个情况。1935年11月，也就是中央红军来到陕西后的一个月，毛泽东就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派汪峰送去西安，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设想。
杨虎城早年本来就有一些共产党的朋友，所以对中共和红军一直没有什么偏见。接到毛泽东的来信，正烦恼于蒋介石不停催促自己向红军进攻的命令，正是求之不得，顺水推舟就答应了。然后在1936年4月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互设联络人员、并帮红军运送物资的条约。双方就这样秘密停战了。
搞定了杨虎城，接下来就要搞张学良了。
张学良的烦恼比杨虎城更多。本来蒋介石派自己来西安剿灭红军，他以为不就是一群泥腿子组成的乌合之众，还不容易的很。没想到碰到了硬茬，没几仗就教会了他怎么做人。110师在劳山被歼过半，107师在榆林桥惨败，109师又在直罗镇几乎被全歼.......来陕西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张学良直接懵圈了。这特么真是一群土包子吗？再这么打下去，老子的东北军就给干没了，到时候要地盘没地盘，要部队没部队，那就成了落水狗了，谁都可以来捅上几杆子。所以张学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想跟红军打了。不是不想打，是真打不过。
刚好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张学良从西安跑到南京参加。张学良一下子受刺激了。一下飞机，只有好友钱大钧一个人来接机，冷冷清清。当年东北易帜来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夫妇率朝中大臣到机场迎接，沿途都是欢呼的人群，和如今的冷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张学良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这个巨大的反差让张学良愤怒不已。
接着张学良找蒋介石拨款抚恤战死的东北军家属，并帮助重建被红军消灭的109师和110师。蒋介石不但分文没给，反而顺势把110师的番号给取消了。张学良彻底失望了。他知道，再跟红军打下去，自己的那点家底拼光了之后，蒋介石直接就把番号一个个的取消了，最后把自己变成光杆司令。那我好歹也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就这样让你揉搓么？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但是比蒋介石小14岁的张学良还是太嫩了。张学良本来是想效忠老蒋，跟着他好好干，但是蒋介石可不是这么想的。
从东北易帜开始，蒋介石就没安着好心眼。先是动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磕头结拜，把张学良感动的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的是，蒋介石这辈子结义兄弟太多了，像陈其美、戴季陶、冯玉祥、李宗仁等等，不下十几个，他张学良按照资历都排不上号。
谁有用，我就跟谁结拜。这就是老蒋的处世之道。
至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按照蒋介石设定好的思路，那就是慢慢调离分开，慢慢消耗，到最后直接取消番号。张学良去陕西跟红军打了几仗之后，被干懵了之后，也慢慢的回过味来了。
张学良曾经动过和红军谈判的念头，为此还趁去南京参加中央会议时，特意去上海见了杜重远，这就是有名的“虹桥谈话”。杜重远曾经干过张学良的秘书，社会关系复杂，和潘汉年都有密切关系。张学良之所以找到杜重远，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渠道跟中共搭上线。
杜重远劝他和西北的杨虎城、阎锡山、包括中共结盟，停止剿共，共同对抗蒋介石。张学良担心失去了国民政府的军费和武器支持，根本没有能力和蒋介石叫板。
但是杜重远一句话打动了他。“中共背后有苏联。只要中共能打通和北方苏联的运输线，假以时日，肯定能建立一支数十万规模、有重武器的强大部队。”
张学良心动了。这就是林育英从苏联带回来的苏联要援助中共这则消息的作用。有苏联的援助和支持，要钱有钱要枪有枪，那还怕老蒋个啥。
但是慎重起见，他现在并没有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想法，只是考虑尽快和红军停战，互不进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张学良现在烦恼的，是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能跟中共搭上线的人。
肆
正在张学良烦恼之际，高福源回来了。
高福源，即前文所述那位被红军俘获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他在红军阵营中度过了两个月时光，其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转变，对红军队伍中体现的官兵平等精神深感敬佩，尤其是对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方针，他更是由衷地表示钦佩。
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够返回张学良处，劝说他与红军携手抗日。李克农将此情况迅速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同意。高福源见此，心中对共产党的宽宏大量更加敬佩不已，坚信自己并非趁机逃回。
1936年1月，高福源自瓦窑堡启程，赴洛川与张学良会面。张学良长久以来苦于无法与红军取得联系，正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恰在此时，他听闻高福源归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深知不宜表露出内心的焦虑，以免在与中共的谈判中丧失先机。于是，他强作镇定，板起面孔对高福源进行了斥责，言辞中不乏讥讽：“你个俘虏，竟敢让我与共党交往，胆子也未免太大！”
高福源对真相一无所知，误以为张学良真的要对自己行刑，内心深感痛楚。于是，他将中共的意图原原本本地向张学良陈述，情到深处，不禁放声痛哭。
当张学良听到东北三省3000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共产党要帮助东北军打回东北去时，国恨家仇又涌上心头，不禁也流泪了。他对高福源说，我是考验你的，你是我的老部下，我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回去转告红军，让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
正是借助高福源这一桥梁，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得以畅通。尽管高福源于1937年不幸被东北军师长刘多荃诱捕并遇害，然而在建国后，他在1981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一举措充分体现了对其在历史上所发挥关键作用的认可。
随后，中共首先派遣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会面，就合作事宜展开商讨。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延安与张学良进行了正式的会晤，并就此达成了联合抗日的正式协议。
至此，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三者紧密联合的西北联盟宣告成立。红军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机亦随之得以解除。
为误导蒋介石，红军与东北军在白昼于战场上虚张声势，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向天空发射数弹，而入夜时分，则常聚首一堂，共度欢乐时光，其生活过得颇为惬意。
自红军踏入陕西的那一刻起，便时刻笼罩在覆灭的阴影之下。彼时的困境，堪称长征路上翻越雪山、横渡草地的艰险之甚。以不足万人之众，装备多为刀矛，补给捉襟见肘，士气亦大受打击。面对三十余万装备精良、兵力雄厚、弹药充足的正规军，红军被剿灭的命运似乎在所难免。
历史始终由人类所塑造。那批抵达陕西的万名红军，正得益于伟人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与历史的巧妙安排，方能在看似无望的绝境中找到出路，最终实现了逆转。在十余年后，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成就了那一段震撼人心的辉煌史篇。
从一个必死之局，而通过做局顺利解开，不得不服开国的那几个领袖，确实是高手。
